杜兆勇:谣言认定的权利应交给公众
2013-08-27 13:2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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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谣言伴随着人类社会始终存在,现在我们的知识和学术水平都不断在进步,已经认识到早期并不存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这个概念。原始社会是人类处于一个蒙昧时期,人类和动物差别不大,比较野蛮。所以,这种空想出来的原始共产主义概念是不太合适的。那个时期各个部族间也会有战争,也会有各方面舆论的动员,就会有谣言的存在。在我们看来,谣言是人类的一种符号体系,这种符号体系是有价值追求的,也是有主体意识的。所以,仅仅把同某某真相/事物不一样就定义为谣言是不合适,这个问题是人类永远无法解决的。

人类进入国家以后,从中国历史上来看,对谣言的治理并没有纳入国家特别强大的治理范围内。中国几千年来关注的是妖言惑众,朝廷对这个打击得很厉害,实际上谣言是在争夺一种话语权。我为什么强调人类认识带有不可知论和怀疑论,是因为人类对万世万物的认识不可能穷尽真理,谣言始终会存在,这是人类的一种认识状态和过程。当古代旧王朝崩溃的时候,会出来一些谣言。但在更古老的时候,中国的谣言一词出现比较晚一些,而实际上是在中国古代叫做谣谚,后来才演变为谣言,它实际上是民间和官方话语权的争夺。我还是比较谨慎对待谣言的,对于国家公权力的介入这个事情上,我们要保持警惕,要有这么一个清醒的认识。

如果社会自己内部能够解决的问题,就最好不要公权力介入。如果赋予公权力来判定哪个是谣言,哪个是妖言,这会很麻烦。实际上刑法经常处理社会的方式是很刚性的,而且带有最残酷的一面,即使是冤案判了以后给你平反昭雪了,但对你的损害是不可挽回的。所以,在没有穷尽民间的、没有穷尽社会的救济方式时,就不要采用取刑事这种最刚性和残酷的手段。刑法作为一种国家的利刃,最好是备而不用,这是最节省成本的。如果一旦启用了这个程序,它的负面作用是非常大的,这是我给诸位提一点醒。

   另外,我觉得谣言止于什么?这个可以深入分析,谣言可能止于真相,也可能止于公开,也可能止于真理。所以,对于谣言认定的权利,我认为还是交给公众为好。如果是交给国家公权力来认定的话,我觉得恐怕不妥。实际上谣言是一种信息传播,定位某种信息是有害信息或不良信息,要赋予国家这个权利会很麻烦,它可能会对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都有影响。所以,不能对一件事情说与某种现象对照不真实,就说它是谣言。这样就没有办法解释很多神学、宗教和政治学的东西,这个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实际上谣言的传播是非常厉害的,有时候它的负面作用也应该承认。比如说积毁销骨,众口铄金,三人成虎,曾参杀人,这都是谣言出现的破坏性作用。自从美国的《交战守则》出来以后,如果是配合第一战场(第一战场往往大家所理解的都是带有武装行动或者是带有行动色彩的)的第二战场,即使第二战场采取非暴力的方式,如果目的是配合第一战场,仍然作为犯罪处理,作为敌对核战争处理。所以,从信息战、心理战、舆论战的角度来考虑,我觉得现在国家对这方面的关注是非常有必要的,包括我们的社会对谣言的关注。

   过去数几千年来的战争包括冲突的历史,一方对另一方的心战是经常存在的,就是摧毁对立民族的信仰和这个民族的历史传统,让你失去信心和抵抗。我们回忆一下二战的时候,中国一些知识分子为了振奋民心,包括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张元济,他就出了很多关于中国历史上抵抗外族入侵的一些英雄的事迹的书籍,实际上就是鼓舞士气。中国目前在信息战、舆论战和心理战上应该加强,当然我用战争这个词可能有人反对,但确实是我们在宗教、人权很多的方面在国际竞争中是处于弱势和被动,包括我们的边疆问题、民族问题等都是一大堆。实际上我们在理论方面,在信息战方面都是很弱的。你到国际上去看一看,这个非常忧心,外部势力什么能够在边疆和少数民族之间搞一些事情出来?

   在治理谣言的方面,刑法的角度可能有负面作用,所以大家还是要谨慎的。如果社会能够自主,能够让互联网这个平台丰富一些基本规则,可能会更好一点。而且在博客中国这个平台可以搞一些规则,民间自我建构更有优先性。民间解决不了的问题,民间自己净化不了的问题,再去考虑国家干预,国家干预是最没有办法的办法。

如果我们要把语言的传播一定要区分什么是流言,什么是绯闻,什么是谣言,可能会对言论自由的空间有压迫。对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传统的教化国家,对中国这么一个几千年来公权特别强大的国家,在目前言论自由、良心自由还不是一个特别宽松的环境,超乎寻常的打压谣言,可能不利于民智的开启和言论自由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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