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法天:谣言的始末及其法律责任问题
2013-08-27 13: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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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网络谣言是怎么产生的?

   谣言从人类群居时代,有信息的共同、交流和传播以后谣言就一直存在。但之前谣言传播的速度比较慢,因为谣言是信息传播经过媒介的一种手段,在比较孤立的环境中,比如说鲁宾逊的小岛上是因为一个人就没有谣言,但群居的环境中,它通过口耳相传就会有损耗,就会变成信息扭曲,就会产生谣言。很多古代的社会变革都伴生着谣言。比如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老是为了瓦解同志阶级的正当性制造一些谣言,开始造势,这种事情现在也有,社会动荡的时候就有谣言产生。包括前年英国七月骚乱的时候也有谣言产生,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以来都有谣言产生。当时英国首相卡麦隆甚至在下议院发话,如果再有谣言的话要把推特给关闭掉,在那样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中都要考虑到把推特关闭掉,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谣言有这么大的危害。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爆炸带来一种焦虑,你要判断哪些信息是真实的,哪些信息是假的。我们接触到互联网,尤其是微博以后,带来一种信息的碎片化。信息碎片化是很多事件的基础事实没有办法全面呈现。以微博看特别明确,微博140个字,你要用140个字把所有信息都交代清楚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说过微博特别适合造谣,不适合辟谣,因为辟谣你要弄一个长微博,甚至长微博都不一定能说明问题。但微博如果弄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因为他越怕你去求证,它越是耸人听闻,就能够传播的更快。所以,微博是一个适合造谣,而不是适合辟谣的地方。

   有了微博以后,我们之前传统的传播方式发生了改变,之前是线性传播,现在是裂变的传播。这就带来一个不可控的效果,你这个源头一旦爆发以后,甚至有的时候你都查不到源头是哪儿,但它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传出去,你切断这条链,但另一条已经传出去了,它是发散式的,没有办法控制,这就特征带来了谣言的危害性像核裂变一样,在很短的时间内和很小的空间内一下子爆炸出来。郭美美的事件很明显,这是很明显的一个带有水军操控的性质,事先在一些地方已经埋下点,然后就选在星期六、星期天两天时间中,正好是红十字会和很多官方政府部门都休息的时候,在这两天把原来那些已经埋好的点都集中引爆,所以,在两天时间一个小的事情雪球越滚越大,周一再来看的时候已经到了无法收拾的程度。而我们官僚的臃肿和处理问题的迟钝又使得它和谣言做斗争非常被动,所以,这样导致了我们谣言的危害性是目前传统的管理模式所无法应对的。

   第二,谣言止于什么。

   有人说谣言止于公开。但实际上美国哈佛大学一位教授写过一本书《谣言》,他对这个问题提出过他的想法,他说谣言止于公开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他说由于社会流铺和群体激化的因素,谣言会在彼此信赖人中传播,在相互交流中强化错误的观念,美国是拥有一个非常开放信息的社会,但是美国不仅不具有谣言的免疫力,相反是一个谣言充斥的国家,尤其是危机时刻和选举期间,谣言是非常多的。

   他在2009年时出任了美国政府信息与规则事物办公室的主任,他认为公开并不会杜绝谣言,谣言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大行其道。有的时候谣言广泛流传的程度和社会公开性是呈正相关的,社会越公开,谣言公开的速度越开。

   谣言是否止于智者?

   但智者是什么?有的谣言比较简单,我们可以进行判断,但有的谣言比较复杂,我们需要专业能力判断。而现在社会专业分工已经非常细了,可能我在这个领域内是专家,跨了一个领域,我就不是专家了。当有两个相反的信息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有的人在情感上来讲会愿意相信符合预期的信息,所以有很多人,包括专家在内,他的知识面和判断是存在难点的,它并不是说我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智者,比如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之前听说手机和银行卡放在一块会消磁,很多人相信这种说法,但我们做过实验,手机工作产生的电磁波根本不足以使银行卡消磁,所以,之前手机和银行卡不能放在一起这是流传非常久的谣言,从做实验科普的角度去讲就可以把这个谣言攻破,但一般我要去鉴别不太可能。

   而且很多智者都比较忙,没有时间去顾忌和验证这些信息。有很多大V一看到能够吸引粉丝的信息,就迫不及待的转发。现在有一个词急功好义,造谣律师袁玉莱(音)说的,他说,我不是刻意的去传谣,是因为我急公好义,所以,看到这个信息我就转发了,结果我转发了以后发现大部分都是谣言。他认为这个东西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每个人的一种需要,但不停的去传谣,而且传谣的比例又那么大,这可能是他个人病理的一种特征。

   有人说微博有自净功能,因为信息都是在流通,所以,不需要去辟谣,时间到了自然澄清,因为会交叉验证,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但我们发现确实有很多谣言到一定时间会澄清,但到那个澄清点的时候,危害已经产生了。比如说,当年说海南的香蕉有催熟剂,这个谣言就导致了海南香蕉当年销量下降80%,很多蕉农都血本无归。当你这个谣言去澄清的时候,发现这个损失已经无法挽回了。所以,你说这个微博、网络有自净功能,确实存在,但时间会滞后,而且有时候你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一些复杂的谣言,甚至有可能几个月、几年之后才得到澄清,到那个时候受害人早受损失了。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辟谣,不是让子弹飞一会儿,我们是想让辟谣和子弹一起飞,谣言出来的时候辟谣就跟进。

   所以产生了一个民间辟谣组织,我是发起人,司马平邦也是,我们七个人发起了一个辟谣联盟。新浪微博官方有一个叫做微博辟谣小组,那是公开的。我们是完全一个纯民间的自律组织,自带干粮,也没有人给我们发工资,我们作为一个公益性的,每个人自己贴时间和精力,我们当时很多的热心网友都参与了我们的活动,而且这个辟谣持续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影响非常大。

   当时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北京电视台、中国青年报全国几十家媒体都有报道,就是因为我们闹的动静特别大,所以引起了微博上造谣人包括很多公知的围攻,所以2011年7月引起了网络上一个大讨论,就是关于辟谣这件事情。当时原南方都市报前总编出来说了一段话,他说谣言是“存在于人内心深处的真相,他不是事实,但比事实更真;他经不起推敲,但比真理令人信服;他漏洞百出,但大众深信不疑。”还有著名的公知秋风说过,说辟谣联盟是敌人,捍卫敌人的言论自由是愚蠢的。为什么要对我们进行围攻,他认为捍卫敌人的言论自由是愚蠢的。这两句话放在一块,我总结出八个字,造谣有理,辟谣有罪。当时我们所处的环境,就是当时谣言非常泛滥的时候,辟谣联盟坚持辟谣,一共发布了150条辟谣微博,每一条我们都是长微博的形式,把谣言的来龙去脉,我们的证据链全部公布,有的时候我们是现场求证,做一条辟谣微博的时间,有的时候我们差不多要1天的时间,我们要求证,通过内部审核委员会投票,执行小组做这个图,微博怎么表述,非常复杂,我们要使我们的辟谣信息尽可能的百分之百的准确。后来我们发现150条辟谣到现在都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我们的证据还没有被推翻,他们对我们的攻击都是人身攻击,没有说证据有过问题,所有的攻击都是人身攻击,我们七个人中每个人都遭受了大量的攻击和压力,被骂“五毛党”,你们是为政府辟谣的,拿钱了。说实话一分钱都没有,当时我们吃饭都是自己掏钱,干了一年多。

   后来,我认为在那个大讨论之后,整个形势得到了扭转,微博上自发辟谣的人越来越多。比如我们微博辟谣联盟当时有一个发起人点子正,他就是个辟谣控,他每天不辟谣就浑身难受,他辟谣1万多条。所以,在这些人的带动下,自愿辟谣的人越来越多。当时我们辟谣联盟成立的时候说,如果网民能够形成一种见到谣言人人喊打的局面,能够独立思考、理性判断,那么辟谣联盟存在不存在都没有意义,因为我们就是想去引导这么一种氛围,看到谣言大家都深恶痛绝,见到谣言人人喊打,这就是辟谣联盟发起的初衷和成立的意义。

   在这么一个背景下,应该说对谣言的这种打击是我们一直渴望的,我们之前的这些行动很辛苦,但我们非常希望国家的这种法律有关部门能够行使职权去这样做,我们做了他们本应做的事情,他们在那里享受了辟谣的成果,有的时候应该是他们来辟谣,他们没有做好。但最近看到有一些变化,首先是有关部门提出了一个网络名人社会责任的问题,提出了7条底线。当然它邀请的一些“大V”,我们看了一下,有很多都是造谣大户,请他们去现身说法。包括我看薛蛮子去现身说法觉得特别搞笑,因为他是微博上老传谣的人,他在那上面说,为什么谣言得不到治理,就是造谣没有成本。如果今天你罚造谣的人一、两百万,他明天就不敢造谣了,我们想如果以这个标准来要求他的话,他早就破产了。所以,秦火火这件事发生以后,注意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薛蛮子在他自己的微博里急于撇清和秦火火的关系,而且他微博里以前转发的很多秦火火的谣言,一夜之间全部删掉,所以,当然有关部门找他们去谈话,不是要把他们推出来,认为他们是有社会责任的代表,恰恰相反,有关部门如果说没有认识到这些人是传谣大户的话,他们就完全不懂网络,把他们邀过去去谈话,就是喝喝茶,敲敲边鼓,实际上我们开始采取措施了,你们都收敛点。

   后来就有了北京警方抓获造谣团伙,我们和他们做斗争已经非常久了,这个人我们都熟悉。后来去了解情况,因为我也是受害者,我也得去举报,了解到他的微博上关于我的造谣,秦火火一个人造我的谣20多条,然后造谣司马南、司马平邦、孔庆东,很多和他们意见不一样的人都列入了他们打击对象,各种各样的谣言,比如说孔庆东收了重庆100万,造谣我包二奶,我说我现在大奶还没有呢,谁给我出钱啊。所以,各种各样的谣言,我一看他们造谣造了3000多条。各个“大V”之间,据说还有转发协议,他是一个网络炒作营销公司,他通过造谣可以获利,他背后有一个利益链,无利不起早,造谣已经成为了一个黑色产业链,很多人发这个谣言,对普通网民来说这些人真的是急公好义,但背后又确实是另外一种,为了当事人或者为了那个团体,或者为我们不知道的一种势力卖命。所以,很多人说被谣言骗了这么久。包括当时造谣红十字会的,包括造谣雷锋的,包括很多抹黑我们的例子,新闻报道中我看到都提到了,只是一小部分,太多了。

   第三,造谣法律责任问题。

   北京警方抓获秦火火这两伙人用了两个罪名,一个是寻衅滋事罪,一个是非法经营罪,目前还存在争议。

   我先说一下现在的法律体系对造谣的治理的基本法律框架。首先民事责任,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了对于公民法人侵权的责任,这个包括了用造谣诽谤的这种方式对公民和法人的这种人格、名誉进行侵害,要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但现在民法通则第101条,公民法人名誉权在现实中遇到什么障碍呢,网络上的造谣,你到法院起诉,法院往往不给你立案。我曾经到海淀法院立过案,当时易天造谣我的时候,我调查到这个人的真实姓名、住址、电话,我把证据前部提交法院。结果法院问我,怎么证明这个叫何楠的人就是易天,你怎么证明吴法天就是你,我说我们俩个都是实名认证。实名认证需要新浪开具证明,新浪后台还要调出证据,当时新浪说你有法律调查证据的函我们才给你调,两边互相踢皮球,没有立案怎么开函呢?所以,他们就一直说这个问题以前没有遇到过,研究了一年多还没有立案。所以,网络侵权司法救济渠道民事渠道是比较有限的,这是现如今遇到的一些障碍。

   行政责任。主要在治安管理处罚条例里规定的,第42条第2款里,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要进行拘留,这实际上是我们生活中比较严重的捏造事实诽谤他人造成严重后果的,公安机关才会立案,一般的在网上发一个谣言公安机关能把你拘留吗?拘留不了,微博上那么多的“大V”在造谣传谣,有几个被拘留的?没有,所以,以这条去追究他们的责任,好不容易抓起来一个,他们还在说因言获罪等,各种各样就出来了。

   刑事责任。刑法上规定了两条,一条是故意散布信息,捏造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可以依据刑法第246条,追究诽谤罪的责任。但是诽谤罪是自诉的,告诉才处理。对于原告来讲要去搜集网络证据比较难,诽谤罪的这种诉讼确实在我们的司法实践里也比较少,能够成功立案和成功追究的比较少,而且对后果要求比较多。

   还有一个是损害商业罪,这个和诽谤差不多,一个是对公民的,一个是对法人的。

   刑法修正案第八条中,散布虚假恐怖信息罪,爆炸、生化威胁特定这种恐怖信息的,可以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这种打击的范围非常有限,限于特定的恐怖信息。像秦火火这种大量的造谣,社会危害性非常严重的程度,怎么办呢?寻衅滋事罪能不能来治他?传统寻衅滋事罪一般有几种,前面几条都和这个没太大关系,主要是寻衅滋事罪第四款,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网络空间算不算公共场所?也是我们现在争议的一个问题。因为在《刑法》和修订刑法的时候,网络并不发达,1997年刑法颁布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微博,网络那时候也没有那么发达,所以,1997年刑法修订的时候网络并没有那么重要。所以,我们的立法是比较滞后的,我们很多信息科技的发展,产生新问题以后,我们旧的法律并不一定能够全部涵盖掉,它也没有办法去列举出例子,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查院有一个寻衅滋事的司法解释,中间提到对公共场所,在车站、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影剧院、运动会、展览会或者其他公共场所,或者其他公共场所就有一个弹性了,所以网络空间算不算公共场所,这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我们的《刑法》在执行的过程中并不是机械执行刑法条文的,我们的刑法执行有一个解释权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成文法本身存在的特点,它并不会像判例法一样针对具体的特别细的事情做一个创造性的规定,它往往规定的比较原则,在执行中对刑法会进行解释,这本身就是我们刑法解释学。我们在这里规定的其他公共场所是否包括网络空间呢?我认为网络空间具有公共场所的特点,公共场所法律里对它的界定就是它是一个学习、工作、娱乐和大家能够互相探讨问题的地方,网络空间具有这种公共场所特点,而且我们现在确实网络社会的各种各样的现象,都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折射,包括现在我们很多网络上的侵权也好、违法也好、犯罪也好都已经纳入到法律惩罚的范围。所以,说网络是一个没有警察的高速公路,它是一个没有人管的场所,这是完全错误的一种理解。

   从国外的治理来讲,包括美国在内,它对于这种互联网的管理也是非常严格的,美国大概从1978年以后,就通过了130多部相关的法律法规来管理互联网,包括像刑法方面的,侵权方面的,包括很多类似的条款,这些年也在不停的更新。所以,我们的这种网络立法相对来讲是比较滞后的,我们的互联网管理条例是2002年的,我们的民法通则1986年的,我们的刑法1997年的,基本都在网络快速发展之前。我们的法律又不能经常去改,所以,在执法中要及时的跟进,一个是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一个是通过本身刑法解释法的范围,我们在执法过程中可以对它进行文义解释。

   网络空间完全具备我们讲的公共场所的特点,所以,我看到讨论中有一个比较典型的法制晚报的评论,网上的寻衅滋事,把网络空间定义为公共场所,这是一种刑法学的认识,更是一种司法实践突破,如果警方对网络空间属于公共场所能够被警方法院认可,并且以寻衅滋事罪对秦火火等两人进行定罪量刑,产生判例效应,那么对网络造谣传谣的打击将升级。所以,这个案件后续的处理,我认为非常关键和重要,它会树立我们司法现在打击谣言过程中的一个典范,相应的跟这种类似的,我们都可以把它纳入到法制的轨道上来。这也是我们法制建设的一个应有之义,之前无法可依,认为是法律之外的混乱的局面可以达到改观,这也是我一直关注这件事情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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