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东阳:学生占领“立法院” 台式民主怎么了?
2014-03-25 10:4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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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东阳

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时,我在台北观选。我可以感受得到年轻人对政治的不感冒。这让许多大陆朋友感到困惑。我的学弟马军彼时正在台北读硕士,他身边有许多台湾同学甚至不明白“不分区立委”的“政党票”是怎么回事,大陆学生马军扮演了解答者的角色。他们喜欢的那些简单的小情歌,没有罗大佑充满社会关怀的愤怒,而是讨论什么叫美丽、什么叫丑陋、什么叫疏离……对他们而言,自己和自己的对话就是政治。

 

  台湾学生们为什么要占领“立法院”?

 

  两年后,他们占领了“立法院”,并向马英九通牒,底牌已掀——退回与大陆签订的服务贸易协议,并承诺永远不启动谈判。至此,这个已经在台湾“立法院”躺了近八个月的议题达到了高潮。各路人马开始搭顺风车,21日,民进党发动包围“立法院”行动,各大要员全部到齐。一些艺人也开始力挺学生,张口必谈“民主”。而亲国民党的舆论则在一味强调签订服贸协议的必要性、普及经济全球化的常识。

 

  服贸议题已演变成鸡同鸭讲的罗生门,挺服贸的、反服贸的,几无交集空间。一张台湾网友制作的漫画将这种现象表现得淋漓尽致——《机器猫》的主人公大雄的老师问他,如果我给你90元,你再去跟胖虎拿10元,你一共有多少钱?大雄回答0元。老师大怒,“你根本就不懂数学。”大雄反击,“你根本不懂胖虎。”

 

  在大陆社交媒体世界里,这个事件也开始发酵。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平常十分热爱台湾的朋友,曾不断思考台湾制度变革、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发展的经验是什么,有哪些是当下的大陆可以作为镜鉴的,以至于我们常被调侃为“台湾五毛党”。

 

  但此次服贸风波却让人极为失望,资深媒体人段宇宏甚至把那些占领“立法院”的学生称为“绿卫兵”,“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只懂得民进党说这是卖台,要是尊重法律和程序,在一个人类社会发展指数排在全球第22位的民主政体里,还会去干出冲砸民选议会机构、在全世界面前如此丢脸,让大陆愤青兴奋至极的事吗?”

 

  为什么学生们要占领“立法院”?

 

  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不同诉求:第一,质疑程序不正义。不少力挺服贸的人认为,政府已沟通、宣传了八个月,该说的话、该开的公听会,全用尽全力,是反服贸的人没听进去、也不想听。反服贸者则反驳,马英九政府决策过程黑箱,暗自做了坏事却企图想逃避。

 

  第二,对服贸协议进行逐条分析,认为台湾吃亏了。

 

  第三,则是“逢中必反”,在facebook上流传着许多不靠谱到令人发指的谣言,一堆台湾朋友惊恐的讨论大陆人蜂拥移民台湾的恐怖后果,比如一张大陆海报,上面写着花4.8万元即可移居台湾,加剧了许多人的恐慌。

 

  最后则是跟风发泄对现状不满者及职业抗议者,如在抗议场合里,还出现了宅男女神“鸡排妹”郑家纯。身穿白色短裙的“鸡排妹”爬梯子翻过“立法院”围墙,进入议场声援学生,吸引到不少媒体镜头。学生们有多少人真正阅读过和了解服贸协议不得而知,但这些三线艺人和部分年轻人正在成为职业“抗议家”,吸引眼球是其最大的目的。

 

  与全球其他地区抗议全球化造成的经济不平等各种运动相比,台湾的抗议活动极为容易失去焦点,服务贸易协议对台湾的利弊俨然已经变成一个假议题。这当然和两岸关系的特殊性有关,欧美等国家的两个政党之间的分歧更多是政策的左右、保守与自由、效率与公平之争,而台湾过去选举的焦点一直是“统独”之争。

 

  台湾民众渴望与大陆的良好关系所带来的和平和繁荣,但他们并不愿意为了得到和平与繁荣,而改变现状。但北京的立场无法动摇,北京的影响也是无法回避。因惧怕北京的影响,许多台湾人本能希望与北京的接触越少越好。


  “台式民主”怎么了?

 

  撇开大陆因素,单纯看此事件还是可以对台式民主的弊端窥知一二。

 

  政党轮替常态化,两颗子弹等阴影早已远去,为何在马英九执政的第二个任期,会爆发如此多的抗议事件?国民党人在解严后,曾进行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但受到党内保守派的影响,当年,改革派认为,直选符合民意,而且美国式“总统制”正成为所有新兴国家效仿的对象。保守派则坚持孙中山的“五权体制”,认为国民大会不能废除,反对“总统”直接选举,过去的“总统、内阁混合制”可以有效制衡权力。

 

  最后台湾确定的选举制度成为各方妥协的结果,为了满足老国民党人“以党领政”、延缓执政生命的需求,孙中山独创的五院制度被保留,“总统”也被允许直选。因此台现行“宪政体制”既不是“总统制”,也非“内阁制”,被称为接近“总统制”的“半总统制”。“总统”、“行政院”以及“立法院”三者之间的也常因权责不清而导致政局纷乱。

 

  权责不清,加上两个政党的政治立场几乎完全对立,也造成“立法院”内的政党协商极为困难,同时这也影响了文官体制的运作。在台湾,官员分为“政务官”与文官,二者最大的区别就是行政与政治的划分,政务官随着领导人及“行政院院长”任期结束下台,而“部会”里的常务次长文官以下则不受选举影响,是铁饭碗。理论上,文官既然效忠于纳税人,一个经过民意、选票洗礼的政府上台,命运受其摆布也合情合理合法。

 

  但因为蓝绿对立,一些专业的文官因为被怀疑是“前朝遗臣”得不到重用,文官成了政治分赃的遮羞布,拿文官交换政治利益的事例也比比皆是。如2008年马英九一上台,时任“行政院长”刘兆玄将象征着文官最高官衔的“行政院副秘书长”陈美伶平调至消保会担任秘书长,此举被认为是忌惮陈长期在扁政府任职,颜色较绿,陈美伶最终也选择了“退休”来结束自己的文官生涯。因为顾忌文官体系的弊端就因噎废食,反而助长“小圈子”的封闭决策。

 

  这导致整个文官体系都学到“别给老板惹麻烦,自己就不会招麻烦”的现象。美国牛肉风波、反对核四风波、洪仲丘案、两岸事务谈判,文官体制明显失灵,大多数具体执行的官员担心惹麻烦的状况,既然政务官们已经给了底线,一切行为就只要服从该底线,别节外生枝。当年,陈水扁以终止国统会挑衅北京,而对马英九来说,缺乏专业判断的“国安”、两岸决策对台湾整体利益带来的创伤将是永久性的。

 

  同样因为蓝绿立场的对立,每当有公共议题爆发时,许多政治人物,尤其是反对党的政治人物会出现“精英的偏差行为”。这个名词源于美国社会学者David R. Simon同名学术著作,近年来屡次被台湾研究者提及。Simon指出,许多国家的统治菁英愈来愈“高度的不道德”,这不是指他们的私德,而是指他们对公共事务欠缺了“公德上的敏感”,每当问题发生,他们就会去制造一个“虚假的阵线”(False Front),好像他和人民站在一边,但事实则是透过扭曲、遮盖、欺瞒等种种方式,将问题往他意图的方向牵动。这乃是现代极普遍的“政治操纵模式”。

 

  我们能否从台湾人身上找回自己?

 

  台湾近年来了陷陷入中等收入困境,对许多台湾年轻人来说,他们面临的是台湾经济高速增长后的停滞期,各种泡沫的崩裂,失业率上升,“念不起书”的忧虑不断萌发、“流浪博士”的说法悄然风行。与他们的父辈最大不同是:他们生下来,就呼吸着民主的空气。对他们而言,民主不是作战的武器,而是生活的工具,是不满意时的一记“否定”。他们不信任权威,也不信任经济学者,更不信任当局,甚至对自己都缺乏自信。当“精英偏差行为”遇到这样一群年轻人,造成了渭分明的对立,并非简单有无常识的区别,它真实呈现了民主发展尚未成熟的集体不信任感。

 

  因为民主正在进行时,台湾官方不会做出过激行为,但对学生占领“立法院”如何定性也将是难题。英国《经济学人》大篇幅报导此事,认为马政府能够容忍学生占领立法院这么多天,实在是高度地不寻常(highly unusual)。

 

  年轻人们终将撤离议场,他们喊出了“这是我们的民主,而我们还会回来”的诉求。也许他们的行为有聚焦的作用,让人注意到三权分立体制内,代议制纵令有失灵现象,它的矫正方法也不可能是一群自称充满理想的学生占领民选议会,并对议会谆谆教诲,教民意代表应该怎么做。这种情境并不是民主政治,若这群人不是相对单纯的学生,俨然已是暴民政治。

 

  比学生们更为可怕的是企图搭便车者,透过事件牟取一丝政治利益的政治精英。他们试图将年轻人们视为盟友,但未来也很可能是自己的恶梦。就像汉娜阿伦特所说的那样,极权主义正是来自于一群狂热的群众。如果说极权主义需要运动来维持,那么群众就是被运动的对象,即使运动声势浩大,但群众永远都是群众运动的客体。

 

  而对于远在大陆围观者来说,台湾像是一面破碎的镜子。就像专栏作家贾葭在《有意义的他者》一文中写到,“我一味在寻找台湾对于大陆的意义,却在不经意间,成就了大陆人对台湾的意义——让他们重新确认了自己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一位台湾学界的前辈,把这个总结为“有意义的他者”。简单说,即从他人身上,找回了自己。我们能否从台湾人身上找回自己呢?我想未必会。这,真是一个悲凉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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